话说乾隆皇帝一去世，嘉庆皇帝立即将当朝最大贪官和珅处死了，罪名当然很多，但最得人心的罪名就是腐败了。满朝文武贪官都汗流如雨了，以为反贪风暴马上就开始，未免想到雍正那个时候的反贪手段如何残忍。而一班文人则精神鼓舞，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为中兴本朝的机会到了。于是，纷纷上书揭露各级贪官的罪行，奏折如雪片一样飞到嘉庆皇帝的案头。可是，嘉庆皇帝竟然恼了！原来，嘉庆皇帝反腐不过是姿态而已，而保卫既得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底，和珅和嘉庆是内部人之间的矛盾，而如洪亮吉之类的反腐先锋，他们才是和珅和嘉庆皇帝的共同敌人。就大清朝而言，反腐也要亡，不反腐也要亡，在他们看来，宁可腐败而亡，也不愿意将权力交还给人民，进行哪怕那么一点改革。即便是回到君臣共治的时代也是不行的，那是邪路，怎么可以走！所以，嘉庆皇帝要专制到底，自然也就容不得洪亮吉一类人的存在了，于是发配到新疆，永远也不会重用了。不灭他九族，已经算是大大的进步了。

在专制时代，反腐败，不过是维持政权继续腐败的一种手段而已。其实，特权本身就是腐败。不消除特权而反腐败，简直向让八十岁的老太太生养二胎一样为难。所以历朝以来，从来发腐败不能反特权，只要一触碰到特权，反腐败就会立即停止。因为特权，是专制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当海瑞举起反特权的大旗的时候，他就成为整个明朝官场的敌人。虽然他获得了人民的支持（而这也是他不能被杀的重要原因），但他永远也不会得到施展自己抱负的实权，最后必然抑郁而终。

红朝官员们是最善于汲取历史教训的，他们在所谓的反腐败的过程中，创造出自以为古人的智商所不能想到的绝妙方法，那就是云南伍皓先生提倡的所谓微改革。所谓微改革，从吃饭改起，以后公务招待四菜一汤了；从不封路开始，以后领导出行不再净街了；以后公车都涂上字儿了；以后节假日公车都封存了。凡此等等，都谓之改革。其实，五毛毕竟不读书，这些小玩闹，在专制的时代，皇帝们也是玩过的。比如减膳，比如撤乐，比如释放宫女，比如减少太监人数，凡此等等，都是所谓的微改革。但是改来改去，不论哪个专制王朝也没有将自己的命运改长远了，倒是让奴隶们明白了，那不过是专制者自己玩的花样而已。

伍皓们的所谓微改革，也不过如此。倘若上了他们的当，以为这样就是所谓的改革了，那就没得让伍皓们笑话中国无人了！只是，五毛不读书，不代表中国人都不读书，毕竟，专制时代离此不远，三四代以上的中国人，何曾没见过大清皇帝们的表演呢！不论如何包装这出戏，不论如何更换演员，内容基本未变！

这不，才刚刚宣布开局，还只抓了一个省部级贪官，反腐败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开始瘪了。雷政富无论装得如何雄壮，也免不了十二秒结束战斗。两千年的专制史上的闹剧，现在不用几个月就演完了。发改委的刘铁柱还没有查清楚，兰州市长的山寨表还在走字儿，顺德的房叔已经没事了，北京的豪宅已经卖光了，全国各地的豪华军车依旧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这个时候，山西著名贪官侯伍杰，却顺理成章地提前释放了，并且受到山西官商两届的热烈欢迎！

侯伍杰之所以能够高调释放，有人说他不智，这不是向党示威吗？其实，他做过省委副书记，而且在多次重“病”缠身的情况下都能被党解救出来，并升上高位，如果说他缺少智商，那是对组织的侮辱。组织怎么会提拔一个傻子做省级干部？在这一点上，本朝是和历朝不同的，那就是智商低的，除非是最高领导人后代，一般是不会提到太高的位置上的。如果说侯伍杰的智商没有问题，那么，他敢于如此张扬，如此意气风发，应该是有所依仗，有所暗示的！

他依仗的是谁呢？谁提拔了他，他自然依仗谁了。那么谁提拔了他呢？省部级干部归哪个级别的领导人管，相信在本朝连傻子都知道。至于后来为什么进监狱了，相信这是组织对他的考验。组织需要人来平息民愤，自然要找比较信任的人做牺牲了。侯伍杰在通奸受贿各种劣行不断暴露的情况下，仍然被提拔，自然要懂得报恩了。当然，侯伍杰也确实是好样的，在同党的威逼利诱面前，他威武不屈，表现出非凡的党性，不仅没有供出自己的上级，也没有交代出自己的下级，所有的问题自己一人抗了下来。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奉献精神，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领导的人。那么侯伍杰的上级怎么能不爱护他呢？他的下级怎能不爱戴他呢？！

和珅嘉庆本一家，嘉庆不过是借忠臣和珅的脑袋平息民愤，延长国运而已。而和珅既然是忠臣，那必然有牺牲的精神，更何况，和珅到死也没有供出他贪污的支持者是谁，给大清国留了多大的面子！在这一点上，侯伍杰就是当代的和珅。不过侯伍杰的主子，可比和珅的主子要慈爱多了，不仅不会要他的性命，估计还要有大大的奖赏。在同本朝屁民的斗争中，侯伍杰表现出了非凡的素质，这样的人，不仅不能杀，而且不能让他受委屈。于是，他高调出狱了。侯伍杰提前出狱，一众昔日曾沾其雨露之恩的政府高官、煤老板与当地名流富商列队欢迎，欲鸣礼炮迎接，这场景，用“人妖颠倒是非淆”来形容实在贴切。侯伍杰号称“卖官书记”，据说其经手卖掉的“乌纱”有逾百顶之多，此举培养了不少“袍泽故旧”；侯任职阳泉多年，那地方产煤，依靠其致富的煤老板自然不少；侯书记交友的原则是黑白通吃，因此与当地的黑社会势力称兄道弟，瓜葛甚深。

山西省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主要由上述三类人构成，这些人对腐败毫无耻感，难怪山西省成为中国矿难发生最多的省份，地下矿产与矿工生命化作金钱，源源流入煤老板与贪官们的私囊，留下一个地下采空面积超过全省土地面积十分之一的破烂山河，塌陷的村庄遍布全省，使用奴工的黑煤窑与以敲诈为业的“假记者”成为该省特产。

中国腐败之肆虐，当然不止山西一省。只要良知犹存，就会承认中国社会之腐败已算世所罕见。侯伍杰出狱犹如英雄凯旋，此事暗含的文化密码不可忽视，这文化密码就是中国人普遍对腐败高度容忍，一些人对有能力腐败并帮助自身瓜分公共资源的腐败官员还崇敬有加。如果有人要说我这是对个别例证的夸大分析，我可以通过另一事例来证明，中国人因深知自身腐败不可救药，通过一种虚幻比较来自慰、并证明腐败正常的心理。

2012年12月1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主要内容是介绍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卡洛斯·拉米雷斯的一项研究。这位教授用美国11870年代到1920年代的美国腐败，与中国1990年至2011年的中国加以比较，认为在两国人均收入都是2800美元时（中国1996年，美国1870年代初），报纸报导中的美国腐败程度达到中国的七到九倍。到两国人均收入达到7500美元（中国2009年，美国1928年）时，报导中的两国腐败程度大致相当。拉米雷斯总结说，这次研究说明，虽然中国的腐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相比美国以往的经历还没有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这一比较方式的荒谬，在于这位教授在用两国报纸资料作为比较对像时，舍弃了一些基本前提：一、美国有自由媒体，中国没有自由媒体，两国媒体在报导本国腐败时，所拥有的空间是完全不同的，因而通过媒体揭发出来的腐败在其腐败总量中所占比例也是完全不可比的；二，人民有选举权、三权分立、有社会监督机制的美国，扼制腐败的能力远比中国要强得多。缺乏社会监督及相应的制度约束，是中共政府无法控制腐败的根本原因。三，拿来比较的美国报纸时段正处在“扒粪运动”兴起之时。

以上是常识，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应该知道——只看CCTV、人民日报等拒绝了解美国政治的人除外。但是，这篇文章在中国却获疯狂转载，重点在于借拉米雷斯之观点，即腐败有一种“生命周期”表达：中国的腐败没有什么可怕的，人家美国民教育授都说了，一百年前，美国的腐败比今天的中国还要可怕，人家不也过来了么？中国人往往挟洋自重，某事一经洋专家论证，彷佛就经过世界性的权威认证，正好拿来聊以自慰。

这位美国教授舍弃制度约束做比较，是其眼界狭窄，见识不够；中国人用来自慰，则实在是让人痛心的荒唐。尤其是当人们面对以下事实：美国的反腐败是通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揭丑闻运动开始的，中国人就更应该知道，北京正在加强控制媒体与管制网络，这点足以证明当局缺乏反腐败的诚意与决心。

美国立国先贤创设的制度使美国社会具有纠错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宪法赋予了美国人民政治权利，特别是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这些保障所有权利的基本权利。

看看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等如何在清除腐败中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19世纪是以铁路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与腐败共生。联邦政府对铁路公司的两亿多土地赠予与其他优惠，为官商互利、金权交易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发表于1873年，作者通过对一位企业家兼政客的描写，揭露了西部投机家、东部企业家和政府官吏三位一体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黑幕。我当年读这本书时不到15岁，第一章中一段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任何人走进国会大厦，哪怕遇到一位扫地的清洁工，也千万不能小看他，因为他可能是某位声名显赫的国会议员的乡下亲戚，是通过议员大人的安排才得到这个位置的。这位机智锐利的小说家用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例，由浅入深地为读者揭开美国“镀金时代”的黑色帏幕。

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20世纪的第一位总统，他入主白宫之时，美国表面繁荣，但腐败蔓延、道德沦丧及其它潜在的危机已浮出水面。企业家与官员相互勾结，操纵城市管理，这种政企关系被称为“看不见的政府”。一些记者和报刊对现状极端不满，致力于深入调查报导黑幕，揭发丑闻，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揭示，这场记者揭发黑幕的运动，被称之为“扒粪记者/扒粪运动”。其名称源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6的一次演讲。在这一演讲中，罗斯福对这批致力于揭发丑闻的记者，比作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个反派人物，他从不仰望天空，只是手拿粪耙，埋头打扫地上的秽物。但是这些被批评的揭丑记者对这一批评不以为然，反而欣然接受这个称号。后来，人们便将这种新闻及报导这些新闻的记者和报刊称为扒粪记者、扒粪报刊等。

美国历史给予扒粪记者/扒粪运动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第四权力的重要体现，对美国社会的净化起到了非常巨大而正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产生的连续性报导和深入报导在美国媒体上得到传承，其报导方式和关注点对美国新闻界影响巨大，巩固了记者“无冕之王”的地位。

中国的反腐败早已过了最佳时段，在政治管制之下，反腐揭黑记者本来就是在夹缝中艰难求存，被揭发者利用黑社会手段报复记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各种腐败将社会折磨得精疲力尽之时，民众对腐败的认同度越来越高。这些社会条件，都与当年美国开展扒粪运动之时很不相同。所以，中国读者切记不要被拉米雷斯这篇文章的论点迷惑。

时下中国，当举报兰州市长的周禄宝突然失踪了，当全国各地禁止以人查房了，当伍皓提出微改革的新理念了，当侯伍杰在鲜花和盛宴中重入官场了，特别是侯伍杰贪污的钱依旧归他，侯伍杰提拔的亲信依旧在位，侯伍杰的后台依旧权势熏天的时候，人们知道，大陆官场打雷一样的反腐败斗争，进入尾声了！

人民经过新华门，用眼睛的余光向北一瞥，看到五个扭扭歪歪大字：为人民服务。人民笑了！因为分明地看到人民两字上面叠加着侯伍杰的身影。再仔细看看，那五个大字，分明是：为权贵服务。人民又笑了！这个时候一个武警端着枪走了出来，大吼：笑什么笑！快走开，这是你们应该待的地方吗？人民不笑了。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待在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大门的外边的，就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那是侯伍杰们——官员们的地盘，那从来就不是人民的！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三四个地、师级干部、十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这并不言过其实。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国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每一次都有精简机构、压缩冗员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机构越改越臃肿，冗员越压越膨胀。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

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了权力私有化，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这样的选官机制实际是选劣机制，选上的多是以权谋私之徒。在这样的选官机制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近年来领导干部群体犯罪比较多，就是因为干部任命中已经形成了不正当的团伙关系。

当前，面对特权和腐败日盛，民心背向，各种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人民渴望归还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和权贵集团依旧以人民的名义霸占人民之权利，独享人民的利益。中国再次来到改革的十字路口，将何去何从？！